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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该如何应对比港项目遭遇的“政治风险”

希腊新政府上台，一把火烧向中国投资者，叫停中远参与的希腊港口私有化项目。

按照最坏的情况，即使希腊新政府停止比雷埃夫斯港集装箱码头私有化项目（简称“比港项目”），也并不影响之前签订的35年长期特许经营权协议，中远即使做不成股东，仍然可以按协议进行港口的经营。

但希腊新政府暂停中远比港项目，为中国企业和公众理解何为并购的“政治风险”，上了生动的一课。

在海外并购实践中，政治风险一直是最大的风险，政府更迭带来的政策变化，甚至撕毁合作协议，也并不罕见。即使是在政治稳定、福利保障度高的欧洲，也不算是新鲜事。进行投资活动，政治风险是企业始终需要面对的。政府换届，领导换人，都会给企业的长期投资活动带来不确定性，增加投资的风险。

比如，2013年，葡萄牙政府出台了一项特别税收加征政策，对电费盈利额外收取特别税。这项政策受影响最大的是谁？不是葡萄牙民众，而是三峡集团和国家电网等中国投资者。三峡集团2011年成为葡萄牙电力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国家电网同年也成为葡萄牙输电配电企业葡萄牙能源网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葡萄牙的电费税收政策直接影响到了中国投资者的投资回报。

政治风险大于商业风险，所以在海外并购中必须给予重点考虑。投资欧洲国家，首先要选择政治稳定、同中国合作友好的国家，这是一个大前提。再好的项目、再高的投资回报都抵不过一个突然变卦的政府。

既然政治风险始终相伴海外并购活动，那么，企业需要如何应对？

首先，要拼法律。在欧洲不能“拼爹”、“拼关系”，只有按照当地的政治模式，遵守当地的法律框架，来争取属于自己企业的权利，保护投资安全。

在投资并购初期，就需要考虑各种风险状况，做出相应的法律安排。如果政府擅自更改投资协议，投资方有权利要求政府给予相应的赔偿。如果在并购谈判初期，要求政府出具法律承诺函、支持函，维持投资项目的长期政府支持和承诺，则有利于后续投资活动的稳定，加大政府变卦的成本，使得新政府即使有想法也会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

若并购之后遇到政府变卦，中国投资企业不能放弃法律武器，要积极维护自己的权利。

其次，拼独董。

做为外来投资者，中国企业在进入欧洲进行投资时，一定要选好盟友和可以依靠的朋友。在设计并购股权结构时，联合当地或者世界知名的行业领先企业、投资公司、基金公司等，都可以保证中国投资者快速熟悉当地市场环境，轻松融入当地商业文化。

如果中国投资者独自进行并购，在并购后的董事会架构设计上，一定要充分考虑到董事会的投票权，以及积极争取独立董事理解和支持。如果能够决定独立董事的人选，更要考虑同当地德高望重、政商关系良好的“达人”和“闻人”合作，利用他们深厚的人脉、对当地市场和政府的深刻了解，来辅佐投资活动和决策。

“一个好汉三个帮”，董事会投票机制以及独立董事的决定权，都是中国投资者需要重点考虑、提前布局的。

最后，拼协会。

国外有非常成熟的行业协会机制，除了起到行业自治、行业自律的作用外，也是在单个企业和强大的政府之间的重要沟通桥梁。

比如，葡萄牙政府提高电力企业的特别税收政策，中国几家投资者就联合起来，同时借助中国大使馆的力量，积极向葡萄牙政府提出抗议，受到了葡萄牙政府的高度重视，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希腊新政府暂停比港项目谈判，这种做法已经损害了希腊政府的国家声誉，影响了外国投资者对希腊港口乃至希腊经济前景的信心。中远集团可以积极联络行业协会，或者中国不同行业的投资者能够组成中国投资者联盟性质的协会，集体发出声音，相信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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