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中国宏观经济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 十余年过去了，当下中国的宏观经济，至少给我的感觉是，社会政治经济激荡变革中，国运当立，中国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性起点之上，中国资本市场也不例外 ]　　在十年前“博士咖啡”鼎盛时，巴曙松、何帆和我都热衷于全球视野的大话题，也是青春记忆吧！当时我执笔写了一系列长篇大论，现在看来饶有趣味：

1。就中美关系而言，是对决还是对接？结论是：斗而不破，避免对决，慎用外储威慑，争取对接。　　2。就中日关系而言，焦点是日本将持续衰落吗？结论是：日本在衰落中变得好斗，中国应避免“日本病”，但很可能难以避免。　　3。就中国和发展中大国的关系。我们把和中国相关的9个发展中大国按利益相关程度分为五个类型——A型：未来在政治经济利益方面具有较强共享可能的国家；B型：未来在政治经济利益方面具有一定共享可能的国家；C型：未来在政治经济利益方面相关性较弱的国家；D型：未来在政治经济利益方面具有一定竞争可能的国家；E型：未来在政治经济利益方面具有较强竞争可能的国家。结论是：A为巴西、尼日利亚；B为印尼、俄罗斯、沙特、南非；C为土耳其；D为墨西哥；E为印度。　　4。就中国的经济周期而言，笔者不认为2003年是所谓“没有温度的高烧”，恰恰相反，这是中国经济一轮长周期增长的起点。　　少年意气，指点江山，满纸荒唐，人已鸟兽散了。　　而如今再看呢？　　外围遏华犹豫摇摆 　　宏观预期戏剧性悲观 　　十余年过去了，当下中国的宏观经济，至少给我的感觉是，社会政治经济激荡变革中，国运当立，中国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性起点之上，中国资本市场也不例外，气氛宛如20年前。但机会起于分化灭于共识，机遇起于纷乱残破，止于初定甫立。　　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开局，起于外部对中国经济预期的极度悲观，以及国内部分舆论的迅速跟进。根据美银美林的调查：今年2月，中国经济是否可能硬着陆和金融崩溃，取代了美联储量宽退出和加息，成为全球经济令人关注的最大威胁。有4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硬着陆和随之而来的大宗商品价格崩溃将是最大风险。同时，摩根士丹利将中国经济形容为“明斯基时刻”，似乎中国的金融体系摇摇欲坠。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澳大利亚召开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美国财长雅各布·卢专门致函给G20成员，信中声称忧虑中国金融体系的坏账问题潜在威胁全球经济的风险。　　中国国内研究者迅速跟进，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认知没有最悲观，只有更悲观。笔者并不否认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现有诸多问题，但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至今的改革成果，尤其是庞大的国有经营性和非经营性资产、国有金融资产、国有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资源、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和外汇储备，资产端至少总值500万亿元以上，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当期软硬债务、远期社保和环境债务庞大，但指称目前中国已处于经济金融崩溃边缘，还是过于夸张。　　这种夸张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和“老体改人”讨论时，老同志都点拨说，从殷商到晚清，历史上中国政府鲜有穷困致死，常见淫靡腐败而亡，当下国内外对中国的极度悲观，恰恰折射出鸵鸟式调控已不可行，改革刻不容缓。　　由于中日之间存在钓鱼岛问题，中日联手整合东亚，使之成为和欧美比肩的区域经济体已遭遇重大挫折。由于欧盟俄罗斯之间爆发了乌克兰问题，欧洲经济复苏的步履可能更为艰难。全球经济处于“爬行期”。这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可能不是坏事，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摇摆不定，怕的就是大风浪。更幸运的是，奥巴马似乎更难逃脱连任魔咒，弱势复苏的美国经济和严重分裂的国会，使美国还处于对华政策的犹豫摇摆期。这些使得中国在未来三年左右励精图治、使政治经济风气一新的斡旋余地变大。　　中国目前的经济体量是美国的50%左右，到2020年约为美国的70%，到2025~2030年间可能和美国经济体量相当。如无意外，奥巴马之后，美国必出现对华有更清晰的战略定位和遏制思路更为难缠强悍的班子。因此中美目前的现状弥足珍惜，中国需要扬弃“装大”，真正去浊扬清地“做大”。　　内部增长重新换挡 　　央企“脊梁”重新考量　　在外围对中国经济悲观到无以复加之时，中国经济开局如果印证了这样的悲观看法，会给未来全面改革施予怎样的预期和压力呢？　　在未来两年中国年均增长6.8%就能完成“十二五”目标的情况下，为什么国务院从1月份开始就对经济下行予以重视？原因可能并不在于增速，而在于我们不能确切知道怎样的“增长底线”是可靠的，不至于引发就业困境，不至于引发企业大规模倒闭，不至于引起金融系统性风险，不至于给财税体制带来重大威胁。　　守住底线的过程，犹如飞机手动着陆的过程，在不知道机场地面状况的情况下，飞行员只能不断小心地目视飞行，缓慢降落，直到飞机前轮触地，始终不敢放弃随时复飞的预案。中央对增长率极其关注，根本原因在于：从政府到学术界，我们并不清楚，怎样的增长底线是安全的。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坦陈，2013年一季度其承受的压力远大于今年一季度。解释增速下行的理由，不仅有外围局势，有内部主动调控，也有增长重心下移。应该说，就增长率、通胀和PMI等指标看，过去几年统计局的工作是比较出色的。给中国经济软着陆提供了相对可靠的数据参考系统。　　但在增长率数据不断下调时，更多的体制惯性可能会暴露。财政部的官员可能会质疑，为什么从2010年到2014年一季度，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逐步上升到了22.6%以上？财政收入是真金白银入库的，两会代表委员和公众很自然会批评财政收入增长过快或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如果调降财政收入和赤字率无余地，那么很可能财政官员会倾向于认为GDP增长率偏低了。　　同样的疑问可能也会在发改委出现，不是说中国经济增长更依赖服务业、更依赖于消费了吗？为什么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占比，从2011年的66%逐步上升到了目前的78.4%？是投资浪费得更严重、只能形成更少的资本存量？是投资中包含更多腐败？还是GDP增速低估？央行甚至也会困惑，为什么经济开局的信贷和社会融资增长是历史次高，但这样的货币政策下，增长和物价都下行了？　　增速“换挡”从理论到实践都颇棘手，何况中国处于需要缩小和美国经济在体量上的相对和绝对差异的关键时刻。　　增速没有大起伏，不表明结构上没有争论。其中显而易见的是，混合所有制从2002年提出至今，终于有了可行性。这种可行性的决定因素，在于国企长期以来，作为共和国“长子”，作为中国经济“脊梁”的形象，已不再令人信服。　　从八项规定出台和反腐风暴至今，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正是由于国企领导人有着巨大的资产处置权，正是越来越多的国企集团已网络化、多元化，所以这种垂直体系的庞大国企，更容易形成过度干预、操纵甚至鲸吞资产。权力通过国企轻易敛财，有些国企领导人通过向权力献媚轻易晋升。甚至越来越多的外资金融机构也开始熟练地使用这种钱权一体的结合体。　　相信随着反腐的深入，从官员到学者，可能会用更多样化的视角去评论国企对中国改革的是非功过。但可以断言的是，一边倒为国企唱赞歌的时代终结了。作为出资人的政府，显然期待国企对政府负责，而不是拜倒在腐败特权之下。　　由反腐带来的对国企地位和形象的重新评价，尤其是其对国家长治久安的腐蚀性和危害性的关注，使得我们越发认识到，其是脊梁也是病灶。也正因此，混合所有制获得了它得以生长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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